《法哲学原理》书评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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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红:《法治视野下的博物馆研究》序

1479 2016/8/27

 

 
焦晋林:《法治视野下的博物馆研究》,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2016年版。
 
 
 
给晋林的研究专著写序是我愿为而不敢为的事情。“不敢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就自己的学术水平而言,尚无能力为这样一本涉及法学多个“二级学科”领域的研究专著作序,书中所论及的一些问题对我而言是一知半解,甚至是陌生的。
 
虽勉为其难,但最终还是应承了来写这个序言,深层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虽不敢为却又很想为,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对晋林的为人为学有比较深的了解,对晋林的研究成果实在是很放心。二是为了破除“不敢为”的心理,我也是将他的书稿反复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受益良多,深感能为此书作序,也实在是我的荣幸。
 
我是晋林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说来惭愧,大约三年前,第一次与晋林见面。边谈边翻看他带来的学位论文初稿,记得内容是对博物馆馆藏文物物权的法理分析。可能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出身,又刚刚从理论法学教研中心的法史教研室调入法理教研室。教务老师看到又是“博物馆”,又是“法理”,便把他分在了我的名下。那一次的论文指导,实则变成了教学相长的长谈,使我对法史研究的实际意义有了确切的感悟。
 
以往在课堂或学术交流中,常常被问起“学习法史有什么用”,庄子精彩的“无用之用”成为当下法史学者(当然也包括我)应付此问的最有力回应。虽然有先哲名言作为“甲胄”,但心里也明白这种回答有些“所答非所问”,而对于涉世未深的年轻学子来说,这种回答也确实过于玄妙了。对于法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我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怀疑,但说到理论意义与实际作用,多少就会有些心虚。因为“无用之用”的“用”毕竟是脱离了大多数人认为的那个“现实社会实践”的,这个“用”非提问者所言之“用”。随着晋林对自己论文要旨的介绍,法史学研究局限于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的传统定义被突破,“复原”与“阐释”以往的法律制度与思想,探索不同文明的法律所具有的不同特点与普遍发展规律只是法史研究的基本内容。现实中,许多理论与实际问题需要在史学与法学双视角的研究中予以阐释与解答。这个“用”才是提问者所想要知道的那个“用”。比如,就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而言,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色彩浓厚,政治、军事自不待言,就是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基本也都是以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为主。在这种浓厚的传统氛围中,仅以民法学的理论阐述博物馆藏品的物权属性是否准确?现实中解决博物馆藏品物权纠纷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法律如何保障博物馆履行社会服务职能又不损害物权人的应有权利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法律史研究应该关注到的实际问题。第一次对晋林学位论文的“指导”,作为“指导老师”的我再次体会到了“生也有涯,学无涯”的学术乐趣。晋林朴实、严谨与开阔的学术视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阅读了晋林的论文后,我坦言告诉他,论文水平之高出乎我的意料,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轻重有序地娓娓道来,新颖的见解和颇有深度的理论阐述在简洁准确的文字及术语的表述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
 
硕士毕业后,晋林有继续学习的愿望,我也是很想将他收为博士,孟子言君子有三乐,其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其中之一。身为教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更是职责所在。但因为学校对在职学习的要求日益严格,晋林继续学业的愿望成为难事。其实在我看来,博士学位对于晋林的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所表现出的出色的研究能力与严格的学术训练,毫不逊色于博士,而我也是一直将他视为学之“益友”的,因为就文博方面的法律研究而言,他已是学界的佼佼者。
 
虽然我很遗憾无缘成为晋林的博士导师,但是我们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从未间断。我收到他赠与的专著《丹稜撷贝——京西出土文物品鉴》,字里行间透露了他对历史传统的热爱和对文明传承载体——文物造诣颇深的鉴赏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习,则使晋林进一步将对传统的热爱转化为一种自觉的责任与身体力行的行动,即依据法律更好地发挥博物馆作为社会服务机构的作用,更好地保护、利用文物,使公民的文化遗产权得以切实实现。我想,正是基于这种使命感,晋林才又有了这本《法治视野下的博物馆研究》。
 
对于研习法律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力作。晋林以关涉博物馆法律的最为基础的问题——博物馆的法律地位与博物馆藏品物权为研究的突破口,以便对已经基本构建起的以宪法为核心的文博领域的立法体系进行举一反三的研究。因此,本书研究的视野较以往多以民法学理论为主而有了大大的拓展和进步。在立足于民法学理论基础的同时,晋林更多地结合了行政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吸纳了行政法学的公物法研究成果;注意到了与许多国家将博物馆划分为“公立”与“私有”不同,我国相关立法则是将博物馆划分为“国有”与“非国有”这一根本性的国情;阐述了博物馆所参与的法律关系不是单一的,其涉及到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等各种法律关系。晋林认为,在公物法理论的解释中,博物馆具有“人”与“物”的双重属性,只有将这两种属性置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进行动态的解析,才能更贴近我国的博物馆实务。同时,博物馆藏品的物权属性也不是单一的,其具有“公物”与“私物”的双重属性。
 
由于学识所限,我无法对晋林的这本著作做更多、更深入的介绍,重要的是我从中可以看到晋林的学术抱负,即丰富、完善中国的文博法理论,使博物馆更好地发挥服务于民的作用,让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文物得以更好地保护与流传。如此抱负,使我感佩,因此而为之序,与晋林共勉。
 
                                                   马小红
                                                  2016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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