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原理》书评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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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问题》到“中国模式”

2362 2013/12/19


    我今天要讲的是一本书和一个话题。一本书是1922年出版的 《中国问题》,一个话题是近几年来非常热门的“中国模式”。 《中国问题》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 ,中国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对罗素及其 《中国问题》非常重视,而他借助于罗素和这本书所阐发的一些观点,与这些年议论的“中国模式”有很大关系。将近90年前,中国被看作一个 “问题”;将近90年后,中国被当作一个 “模式”。对于从 “中国问题”到 “中国模式”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希望通过对罗素和梁漱溟的讨论能加深一些理解。

 
罗素眼里的“中国问题”
 
在罗素看来,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那就是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中国如果能一方面保存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同时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就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
 
罗素很早就以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方面的创见而闻名于世,后来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终其一生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像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西方人士一样,罗素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为寻找出路和希望他把眼光投向东方。于是他接受梁启超等人的邀请,于1920年10月12日到达上海,在中国逗留了将近10个月之后,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北京。罗素在中国期间做了很多讲演,对中国也做了不少了解,回国以后又做了很多报告,在这些报告基础上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
 
对罗素来说,中国之问题(theproblem ofChina)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包括许多中国的问题 (Chinese prob-lems),而这些问题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非常重要。
 
在罗素看来,中国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是最为重要的。他认为,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强国,完全在预料之中: “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但罗素认为,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文化上克服一些弱点;同时他又强调,在克服这些弱点的时候中国千万不能把自己的优点也放弃了。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在成为世界强国的同时放弃了自己的有种种优点的传统文化,那不仅对于中国自己,而且对于中国将影响的世界,都是一大不幸。罗素在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用了 “模式”(model)一词: “如果中国真的照搬她正与之打交道的这些外国的模式,这个世界又将会变得怎样呢?”注意他问的是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而不是 “中国”会怎么样。
 
那么,他担心中国人会模仿的西方模式有什么特点呢?换句话说,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坚持的区别于西方的是什么东西呢?罗素之所以关注文化问题,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罗素关于中国文化的看法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他讲了四个特点。第一,中国的国家是一个文化实体,而不是西方人通常理解的政治实体。第二,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他说中国文明之所以悠久,中国的国土之所以广袤,和这样一种类型的文字肯定是有关系的,尽管他说他并不清楚这种关系是什么。第三,中国文化的主导是儒家,而儒家的特点是用伦理,很大程度上就是家族伦理,来取代宗教。第四,科举制度,也就是通过考试选拔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士来治理国家,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罗素讲这些特征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做肯定的解释,他也说这些特点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他对中国文化的这些特征比较肯定。
 
罗素在评论中国文化时还谈了他对于中国人的性格的看法,他的看法不同于许多西方人的评价。比如,有人说中国人不诚实,罗素说这种情况确实有,但如果中国人与英国人、美国人一起参加相互欺骗的比赛的话,英国人和美国人十次会有九次取胜。有人说中国人懒惰,他说这种情况确实也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但他说在这样的政府之下,人民反而倒有一定的个人自由,而这种个人自由在世上其他地方已全然丧失。有人说中国人太要面子,但他说提出这种批评的人往往没有看到,只有讲面子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罗素尤其赞赏中国人的忍耐力,说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时间单位不是十年,而是万年, “中国人的实力在于四万万人口,在于民族习惯的坚忍不拔,在于强大的消极抵制力,以及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
 
当然,罗素承认,中国人并非没有缺点。在他离开中国之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请他指出中国人主要的弱点,罗素推辞不过,就说了三点:贪婪、怯懦、冷漠。罗素说这位中国作家听了之后不但不恼,反而认为评判恰当,进而探讨补救的方法。罗素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一例,而“正直是中国的最大优点。”
 
罗素认为中国人将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应该是这种正直的道德。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中国假如要成为世界的一个 “模式”的话,最重要的就应该是这种正直的道德。在罗素看来,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那就是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当然,中国人只重视良好的用意,而往往忽视解决实际的问题,比方说对植树造林这样的事情就不那么感兴趣,这个毛病必须克服。罗素认为,中国人如果能一方面保存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同时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中国就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理性”传统
 
梁漱溟毕生思考中国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独有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的核心理念是“理性”。
 
中国问题对罗素尽管重要,但毕竟只是他感兴趣的诸多问题之一。对于梁漱溟来说,中国问题则是他毕生思考的最大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完成了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在为此书写的 “自序”中,梁漱溟说“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他认为这本书和此前写的几本书一样,研究的都是 “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的”这个特大问题。
 
梁漱溟和毛泽东同庚,但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教书了。 1938年1月,已经以倡导儒家的思想和实践而非常著名的梁漱溟以 “国防参议员”身份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多次,有两次据他说是通宵达旦。在这些谈话中梁漱溟再三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他说从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运动与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有研究表明,后者恰恰是受过中国思想重要影响的。在当代,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独有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的核心理念是 “理性”。梁漱溟这些话是在他撰写于1967年至1970年的一本书中说的,这本书的书名就叫 《中国——理性之国》。
 
根据我的理解,梁漱溟对 “理性”的理解,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说人有理性,意思是 “人们行事往往有当于理”。也就是说,人们通常是根据理由、根据或道理来行动的。梁漱溟说人们的行动有三种力量来推动,一种是 “货利”之 “利”,一种是 “暴力”之 “力”,一种是 “义理”之 “理”。在梁漱溟看来,这三者当中,中国人历来最重视理。
 
第二,中国人讲的这个“理”,包括有两种,一个是物理,一个是情理,而中国人更重视的是情理。物理存于客观,不因人而异,而情理则各从乎其人所处地位而来,所以同样一句话,对甲可能是有理的,对乙却可能是无理的。
 
第三,一个人有理性的重要表现,就在于他通常不甘心于自己的错误,而时时自觉地向上。人的两种错误有两种类型,比方说, “计算错了而不自觉,是一种错误;计算错了,而蒙混含糊过去,则为另一种错误。”前者有失于物理,后者则有悖于情理,情理要求人们时时反省,有错必改。
 
第四, “理性”的特点还可以从它与 “理智”的区别中看出。理智静以观物,它所得到的可称为 “物理”,其特点是不能夹杂丝毫主观好恶;而理性则要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所得到的是 “情理”,它既有好恶,但又不容偏私,正义感即为一例。
 
这种意义上的 “理性”逐步成为人们行动的主要动力,就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进步的核心。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 “理性早启”,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当中率先形成理性传统,从此出发他得出结论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比其他国家要更加容易一些。
 
梁漱溟在撰写 《中国——理性之国》的时候,并没有提到罗素,但他在此前的《中国文化要义》(1949)和此后的《人心与人生》(1975)中,都详细讨论了罗素的思想对他的理性观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反对他早年也曾主张过的“理智”和“本能”的二分说,认为如果人类心理只有理智和本能,历史是不能进步的。他说这种观点的错误根源,在于没有看到“理智”和“本能”之外,还有“理性”。梁漱溟所说的“理性”就是罗素在其访华前夕所写的《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所说的“灵性”(或“精神”,原文为spirit),它的特点是一种无私的情感,一种impersonalfeeling。梁漱溟说,这就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生物的地方,一般的生物只是寻觅生活,而人类则“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
 
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又一次提到罗素。他说,罗素曾主张人生最好是做到本能、理智、灵性三者谐和均衡的那种生活。所谓灵性,据他解说是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的,是社会上之所以有宗教和道德的来源。梁漱溟检讨说,罗素的这个观点,他早年并没有认可,但经过多年用心观察、思考和反躬体认之后,他终于省悟到“罗素是有所见的,未可厚非”。
 
不过,梁漱溟并非完全赞同罗素,他不赞同罗素把本能、理智(或思想)和灵性(或精神)当作并列的三项,而强调人心原为一个整体,并认为理性和理智的关系是一种“体用”关系,“理性为体,理智为用”。梁漱溟也不认为他的 “理性”就完全对应于罗素的灵性 (或精神),因为在他看来,即使是理性,也是与“理”相关联的(“理智、理性各有其所认识之理”)。前面我们提到过,梁漱溟认为理智所认识的是“物理”,理性所认识的是“情理”。情理也是理,而且是更重要的理,因此是与人心自觉密不可分的:“一切情理虽必与情感上见之,似动而非静矣,却不是冲动,是一种不失于清明自觉的感情。 ”
 
这种意义上的“理性”,这种超越主观好恶的人类感情,这种连着自愿之情的自觉之心,与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似乎并不经意地用来赞扬中国人的一个词,也含义颇近。这个词就是rea-sonableness,或being reasonable。在一个地方,罗素赞扬中国人“在艺术上他们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beingreasonable”;在另一个地方,罗素写道,“中国人照例不是好士兵,因为要他们打仗的那些事业是不值得去为之奋斗的,而他们知道这一点。但这只证明了他们的reasonableness。 ”这个“reason-ableness”是什么意思呢?
 
在英文中,有三个词我们在汉语中常常都译为“理性”,一个是reason,一个是 rationality,一个是 reasonableness。“reason”常常被用来理解人或世界的本质,比如有哲学家会说“理性是世界的本质”,或者说“理性是人的本质”。在这两个句子中,“理性”这个中文词都对应于reason这个英文词。二十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往往不那么愿意说世界或人有什么“本质”,认为那过于玄虚了;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谈论世界和人有什么属性、有什么特点。 “rational”和“reason-able”这两个词就常常被用来描述人的行动或思想的特点,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以用上面提到过的梁漱溟举过的那个例子来说明:一个人计算错了而不自觉,我们可以说他是不“rational”,是不合理;一个人不仅计算错了,而且想蒙混含糊过去,我们则可以说他是不reasonable,是不讲理。经常有这种情况,即一个人虽然很 “合理”,算计精明滴水不漏,然而并不 “讲理”,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罗素夸奖中国人很reasonable,也就是梁漱溟常说的 “中国人最爱讲理”的意思。梁漱溟的那本书, 《中国——理性之国》,也可以改名为 《中国——讲理之国》。
 
“中国模式”何以可能
 
跳出中国看中国很有必要,外国人的意见我们要重视,但更重要的是要在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同时明确自己应该怎么想,尤其是明确自己应该怎么做。
 
梁漱溟写 《中国——理性之国》时并不准备把它公开发表,但后来他却把自己在1972年国庆前夕写的一篇文章作为该书的“代序”,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旁观者清——记英国哲人罗素50年前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高度评价罗素的 《中国问题》一书,说罗素在此书中 “于中国民族性格、社会风尚极有同情的认识,于吾国传统文化亦复有相互了解,从而与吾国前途若遇见其光明将必不可掩者。果然在其五十年后遂有今日新中国应验出现。”
 
把梁漱溟的 《中国——理性之国》放到这样的语境中阅读,我们不仅可以对梁漱溟的观点,而且可以对梁漱溟那么重视的中国的理性传统本身,有更加复杂但更加全面的看法。中国文化确实有一个理性的传统或讲理的传统,但我们不宜对此做本质主义的理解。套用近年来的一句话,这个传统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就是说,我们对 “讲理”的传统也要有 “讲理”的态度。
 
只有对中国的理性传统也以理性的态度或讲理的态度对待,才能真正实现从“中国问题”向“中国模式”的转变。与罗素和梁漱溟一起理性地思考中国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前面所说的“理性”与“理智”的区别可以看出,我们对发展之目的和发展之手段之间的关系要作辩证理解。罗素在长沙做讲演时,毛泽东曾经去听过,但他对罗素的“温和的共产主义”观点的评价是 “理论上说的通,事实上做不到”。这话在当时说是对的,因为罗素当时所提出的那些建议,搞工业、搞教育、搞劝说等等,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那么现实。但在以暴力手段实现民族解放并开始国家的和平建设以后,罗素的那些建议我们不应该只当作书生空想了。我们不仅应该对革命的目的和革命的手段的关系做新的理解,而且应该对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手段的关系做新的理解。关于发展目的我们可以举出来一大堆很崇高的价值来,但是如果用来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却是违反人民群众利益的、违反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违反世界和平的,那么,用这样的手段去追求发展的目的,就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了。
 
第二,从前面提到的“理性”对于语境的高度依赖性可以看出,我们在考察中国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成就与代价等关系的时候,必须把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结合起来,或者把参与者视角与旁观者视角结合起来。罗素考察中国的视角是外部视角,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讨论中国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问题。这点比罗素早来中国但同时离开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当时就指出过。跳出中国看中国很有必要,外国人的意见我们要重视,但更重要的是要在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同时明确自己应该怎么想,尤其是明确自己应该怎么做。对中国人来说,问“中国应该怎么样? ”就是问“不仅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不管他们能力是大是小,运气是好是坏,将愿意生活在什么样的土地上? ”有关中国发展的这种内在视角和实践关切,外国人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我们中国人却非有不可。
 
第三,作为超越主观好恶的人类感情、连着自愿之情的自觉之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作为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的时候,努力在自信和自省之间建立一个平衡。在中国模式讨论中,常常有两种倾向,要么是自省过头,好像我们什么都做错了,什么都不行;要么是自信过头,以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发展模式。但是,中国发展时至今日,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在那么多成绩面前还妄自菲薄;但中国发展来日方长,我们也确实不应该在那么多问题面前骄傲自满。(根据录音整理,经演讲者审阅)
 
[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
编辑:颜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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