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原理》书评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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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习惯法对侗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启示

1015 2014/11/3

                                                           封贵平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黔东南侗族的款约、禁忌(生物崇拜)、乡(村)规民约,其中富含生态保护的规范,对侗族地区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影响。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中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是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构建生态文明,建立侗族美丽家园的合理选择。     
       
  关键词: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生态环境;生态文明     
       
  黔东南侗族地区自然生态保持完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侗族的民间信仰、禁忌、生活习俗等多种生活方式,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调适过程中,坚持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理念,形成了对周围环境的独特理解并达成协调一致的适应模式,创造出自己特有的生态文化,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挥着巨大的功能,对约束人们的掠夺性行为,保护生态环境,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对于这些生态保护规范,应予以认真的挖掘和总结,对加快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概述     
  侗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不断对自身生活环境进行总结和认知,产生了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习俗和禁忌,并逐渐演变成一种地方性生活规则与规范,这种规范是由侗族族群约定俗成的、以环境保护为指向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共信共行的环境行为规范[1],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法。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从内容上看, 涉及到对森林、水土资源和动物等方面的保护; 从表现形式上看,有无文字状态下形成的“埋岩”(无字碑)、汉字记载款词的文簿和石刻碑文条款、口承流传下来的理词、唱词、古歌、谚语等;从类型上看,有生活禁忌(生物崇拜)、款约和乡(村)规民约三种形式。侗族生态保护规范仍然以其不同的形式在今天的侗族社区发挥作用,以其鲜活、独特形式在侗族地区生态保护实践中弥补了国家环境制定法留下的空白。[2]可以说,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是使侗族地区生态系统得以维护的重要原因,也为保护侗族地区和谐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中的禁忌与规定     
  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主要是通过生活禁忌(生物崇拜)、款约和乡(村)规民约规定等形式来阐述的。这三种类型的生态保护规范在不同程度上对生态环境发挥着调整保护作用。     
  (一)生活禁忌(及生物崇拜)中的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     
  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源于原始崇拜和宗教文化等社会意识。侗族相信“万物有灵”,出于对“神灵”的崇敬,规定了各种各样的禁忌来规范人的行为。在黔东南侗族地区许多村寨的参天古木,被人们尊奉为“神树”,对于“神树”,不但要保护好,还要在特定的季节去祭拜这些树木,以求不惹怒神灵、获得神的许可和保佑,护寨安民、兴旺发达。对山林水塘等有“风水”的地方, 不许随便挖掘山脉,禁止砍伐房屋周围的古树,污染水源,损伤“地脉龙神”会破坏“风水”,[2]规定护寨林、坟山林、水源林严禁砍伐等。在黎平县长春村有一块清朝同治年间侗族村民立的碑,碑文写到:“吾村后有青龙,林木葱茏,四季常青,乃天工造就之福地也。为子孙福禄,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全村聚集于大坪饮生鸡血酒盟誓:凡我后龙山马笔架山上一草一木,不得妄砍,违者,与血同红,与酒同尽。”[2]侗族地区还有这样的习俗,小孩拜祭古木巨石,能使小孩得到“树神”“石神”的保佑,不易生病、容易养育成人。这些自然禁忌是保护自然环境、顺从自然规律的表现。     
  (二)款约中的侗族生态习惯法保护规范     
  款是“盟誓”和“条约”的意思,侗族款组织不论大款、中款、小款、联合款,都订立较为系统的款规款约并发誓共同遵守[3]。包括从族规、族法、社会治安、民事和刑事诉讼、生产管理、保护森林、保护自然环境、保护庄稼等在内的各个方面的款约[4],具有一种不可违反的神圣之感,凡盟誓而立的款约一经通过,则成为款区内必须遵守的习惯法。     
  1.侗族“款约”对山林树木的保护。在侗款中有相当多的“款约”都涉及到林地资源的保护问题,并规定对破坏者予以严厉的制裁。[5]如《阴阳款》六面阳罪四层四部规定:“不准进山偷笋,偷柴,砍生树(幼树)。抓得扁担,要他父种树,要他母陪罪。”道光七年(1827年),黎平南泉山立有《永远禁石碑》:“兹有不法山僧,暗约谋买之辈,私行擅伐。合郡绅士,因而禀命干预,除分别惩治外,理合出示晓谕,再行勒石,以垂久远。自后山中凡一草一木,不得妄砍。”[2]侗族有着封山育林的习惯,被封的山林称为“禁山”,康熙十一年(1672年),从江县高增的《高增寨款碑》第二条规定:“谁砍伐山林,风水林木,不听劝告,罚款三千文。”“凡进入封禁的山林砍柴一排,伐杉、松木一株,罚黄牛一头,白银五十两,大米一百斤,泥鳅一百二十斤”。在从江洛香村的款词中说道:“谁家在封山育林处偷砍柴火,一旦被罗汉发现,罚一百斤米、一百斤肉和一百斤酒。”      
  2.侗族“款约”对水土资源的保护。侗族大多居住在半山区和山丘河谷地带,依山傍水,以水田稻作农耕为主。尽管黔东南水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落后,水资源的引水和灌溉利用较为困难,因此侗族对水土资源倍加珍惜。《侗款》中的十一层十一部讲到塘水和田水:“讲到田塘用水,也要合情合理,共源的水, 同路的水,公有共用,田塘有利。大丘不许少分,小丘不许多给。引水浇傍田,灌冲田,上面先灌,下面后浇。不许谁人,挖断田塍,破坏田口。不许做蝻蛇拱上面,青蛇钻下边、捅洞偷水。田在上的有饭吃,田在下的也该有谷米。不许上面卡下水,下丘象草坪,上丘象金地。绝不许在上富登天,在下穷到底。你想当富户,别人受穷苦,这是亏心事,大家切莫为。”[5]款词中还说:“如有私自引水翻坡,牵水翻坳,在上面的阻下,在下面的阻外,要他父陪工,要他母出钱。”[6]这些条款从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效果。     
  (三)乡(村)规民约———侗族新习惯法中的生态保护规范     
  随着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渗透,生态资源的破坏问题也随之产生,亟待创新规范来调整、规制,于是有关生态保护的乡(村)规民约——侗族新的习惯法便应运而生。这种新型的生态保护规范既继承侗族传统生态保护的文化思想,又结合了本民族当代生态保护的实际,承续传统规则中有益的一面,加入有利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条约规则。同时,这些规范的形式和内容更接近现代法律,规范属性也具有强制性和“成文”化,成为被侗族所接受和遵守的新型乡(村)规民约。黔东南侗族地区,绝大多数村庄都订有自己的村规民约,包括封山育林、森林防火、保护秋收、农业生产、社会治安、婚丧嫁娶、资源保护等。其中关于生态保护的规范不仅多,而且细密,可操作性强。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综合性的村规民约,其中含有生态保护条款,这是大多数乡(村)规民约采用的形式;另一种是针对生态保护问题而单独制定的生态保护规约,如封山育林村规民约、森林防火村规民约等。这些与生态保护有关的乡(村)规民约非常详细,从收集到的黎平永从村、育洞村、龙额村、九潮村、高泽村、岑鱼村、路团村、民罗村村规民约的内容上看,森林资源保护的条款占的比重最大,如黎平县《永从村村规民约》规定:“未经批准,乱砍烂(滥)伐林木的,松杉一尺以下每根罚款10元,一尺以上每根罚款50元,并退还原物。乱砍他人果树或以报复行为扯掉他人果树苗者, 每株罚款50元,并要保证把扯去的栽活。造成重大损失者,交司法机关处理。”      

  三、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对侗族地区生态保护的积极影响     
  侗族高度依赖自然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形塑了民族文化中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朴素思想,由此积淀的侗族习俗、禁忌以及民族习惯法蕴含着诸多与现代环保法理念高度耦合的积极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机制运作下,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侗族地区生态文明的建设,为优美和谐的侗乡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禁忌与崇拜的生态保护规范,凝结了侗族同胞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保护理念。侗族崇敬世间万物,有着不同的崇拜对象,如树木、山石、动物及祖先等,在供奉的“神”中有“土地神”“山神”“水神”“火神”“树神”“石神”。这些神灵是自然物的不同化身,是侗族敬畏的对象。借助神之力保证所议定内容的实施,违反则导致超自然力的惩罚。禁忌与崇拜的生态保护规范,客观上影响着侗族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引导了侗族同胞爱护生态环境、竭力保持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人人自觉做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先锋。这种自然力的崇拜与禁忌中所体现出来的良好的环保习惯,对侗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资源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款约的生态保护强制性规范,保障了侗族地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侗族人民深刻认识到森林、农田、水源、土地等自然生态资源对整个族群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对这些资源的保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自然生态一旦遭到破坏,必然会危及到侗族社区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有意识地制定一些规范,明确侗族社区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及“违约”应承担的责任。如“对于不慎失火烧山、烧风水树、坟山、房屋,犯者要杀牛、猪用来祭祀神,祭毕,全寨人把肉吃光。”又如从江县高增的《高增寨款碑》中规定:“凡进入封禁的山林砍柴一排,伐杉、松木一株,罚黄牛一头,白银五十两,大米一百斤,泥鳅一百二十斤。”等等。关于保护森林、保护水源、保护野生动物和保护土地等资源的款规处罚严厉,具有威慑作用,深入人心,对保护侗族综合生态系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侗族社区全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三)乡(村)规民约中与时俱进的生态保护规范,对侗族地区生态保护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变迁、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利用生态资源的同时,也付出了破环生态环境的代价。为了长久保持侗族地区和谐生态环境,侗族在近现代制定出了符合时代发展并适用于当地客观实际的生态保护规范。这些规范在爱护山林,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要求人人自觉遵守,如有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必须按乡(村)规民约来处罚。除此之外,许多乡(村)规民约还规定,造成重大损失的或者情节严重的交司法机关处理。如《从江县往洞乡乡规民约》:“有意或无意盗伐各种经济用材林者,除赔偿物主全部经济损失外,还处以500-3000元的罚款,严重的送交司法机关处理。”黎平路团村村规民约:“严禁砍他们自留或责任山上的松、杉、竹等经济林,严禁到他人山林砍柴火,不准在他人山林毁林开荒,野外用火造成烧毁他人山林的……将视情节加倍罚款。”这些乡(村)民约的制定,对当今侗族地区自然生态保护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四、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它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致力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7]。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中体现出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和驾驭自然资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对侗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起了很好的维护和保护作用,与当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设计和构思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的价值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坚持国家环保法主导作用的同时,认识、挖掘和充分发挥侗族传统生态习惯法,对侗族地区环境保护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传承意义。     
  (一)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对实现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虽然不完全具有国家法的科学性与严密性,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它折射出质朴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以及和谐共生的基本价值取向,既尊重人的利益和价值,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自然的利益和价值,尊重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发展。这一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有效地解决人地矛盾,缓解生态危机,[8]实现现代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目标,建设侗族地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生态文明,构建侗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中关于生态保护的内容在历史上发挥着规制侗族环保观念和行为的作用。因此,将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法规与传统生态习惯法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利用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中的特殊影响力,为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营造宽松的环境,并且通过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去调整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在侗族地区难以规范的行为。[8]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与侗族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我们根据侗族地区的具体情况,重视生态环境调控多种途径的相互作用,大力挖掘和利用传统环保习惯法中的积极成分,吸收传统生态保护习惯法的合理思想,改革和完善现有规范,将国家法与传统习惯法有效的融合,实现传统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与现代国家环保法律的对接,建立起稳定与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的生态保护制度,从而推进侗族地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中寓理于法、寓教于乐的内容与形式,对侗民族的环境道德教化和示范指导起着重要的作用,启迪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生态文明教育机制,建立健全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区的全方位生态教育体系,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模式,如传统的古歌、讲理、摆古,学校教育等方式,将侗族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保护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和水资源的自觉,贯穿和渗透到侗民族的生产、生活各个层面,使生态环境危机和保护意识得到强化教育,培养侗民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意识,提高生态环境道德素养,使侗民族对习惯法生态保护规范产生思想认同并自觉遵守,以此充分调动侗民族维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植侗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意识和法治观念,促进侗族地区生态文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雁翎.贵州侗族环境习惯法渊源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5):10.      
[2]洪运杰.黔东南苗侗民族环境保护习惯法研究[D].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0.      
[3]陈迪,徐晓光.款词与讲款——兼论黔湘桂边区侗族社会的口头“普法”形式[J].贵州社会科学,2010(3):26.      
[4]何丽芳,黎玉才.侗族传统文化的环境价值观[J].湖南林业科技,2004(4):58.      
[5]杨秀春.侗族社会地方性制度对森林资源的保护[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6]喻见.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与生态问题论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5(3):37.      
[7]张军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研究[D].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77.      
[8]苏庆华.黔东南环保习惯法及其现代价值研究[J]. 红河学院学报,2012(1).      

                            本文转载自:《贵州社会科学》 总285期 第9期  2013年9月   

                                             (本文编辑:张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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