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原理》书评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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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司法制度

1746 2014/11/25

                                                          刘桂琴  
                       ( 内蒙古大学 法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摘  要]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司法是以宪法和相关法律为根据,并以丰富的司法实践为支撑的司法制度。长期以来,学界缺乏对这一鲜活制度的独立阐释,而是以三大诉讼法共有的“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进行涵盖。双语司法是对司法机关司法程序语言文字的规范,与诉讼中当事人享有的诉讼语言文字权利不同,也不同于诉讼中的翻译制度。准确理解和把握民族自治地方双语司法的内涵和特征,对于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丰富司法制度的内容,加深理解该制度所体现的治国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双语司法;制度     

    双语司法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司法机关依据其法律规定在司法中并列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文字进行司法以及与此相关的司法程序制度。有学者称之为双语法律或法律语文的双语制。例如加拿大的英法双语司法、中国香港的中英双语司法等。双语司法是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或地区处理民族之间语言文字关系的一种制度,也是体现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理念的司法文明制度。 

    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语成为司法机关通用的司法语言文字是不争的事实。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在诉讼领域的使用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遵循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原则。为具体贯彻和落实这一原则,国内立法不仅赋予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赋予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机关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司法的权力,使得某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当地司法机关的司法语文,形成双语司法制度。其法律根据为宪法 134 条第 2 款和以宪法134 条为依据的三大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然而长期以来,学界主流缺乏以专门的司法制度对少数民族地方的双语司法进行阐释和构建,而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进行涵盖。这导致人们对诉讼中当事人享有的诉讼语言文字权利和司法机关的司法语言文字的权力相混淆。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双语司法实践和诉讼原理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司法制度作出符合法律本意和现实的论证和解释。这对完善民族自治地方双语司法制度的相关配套机制,规范双语司法行为,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司法机关以法定的语言文字公正、高效地行使司法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司法机关的语言文字权力与当事人的诉讼语言文字权利  

    语言权利的法理认为,在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的语言一般就是国家和政府机关的公务用语,是主体民族享有的客观的当然的语言权利。而少数民族(少数群体) 或其成员语言权利相对于国家和主体民族具有脆弱性、易受侵害性,因而少数民族比主体民族更迫切地需要语言权利,因此成为语言立法和语言权利保护的重点。在目前的国际人权法中,直接规定语言权利的规范通常都是针对少数民族( 少数群体、少数人) 或其成员的。中国对社会成员语言权利的保护遵循了上述法理。对语言权利的立法保护在宪法中强调“全国推广普通话、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同时,通常针对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做出一些特别的法律规定。其中以宪法134条为依据并在三大诉讼法中共同规定的被学界概括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可以说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诉讼和司法领域中使用的法律规定。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的学理解释非常少,也无立法或司法解释,把“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概念化并以此概念来阐释法条内涵。笔者认为,这种概括具有涵盖不周之嫌,其理由如下。  
    首先,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不能涵盖上述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全部内容。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以诉讼中当事人主体行使诉讼语言文字权利,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以诉讼中司法机关的司法语言文字权力为考察基点则有些欠妥。民事诉讼法第11条包括三款内容。我们可以把第1款规定的“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的内容概括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其规范的主体是诉讼中除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诉讼参与人”。而用“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审视第2 款和第3款规定的内容则明显存在涵盖不周的问题。第2款规定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机关司法语言文字权力的赋予,其被规范的主体是诉讼中的司法机关,而司法机关本身不具有任何的民族属性。而第3款是针对司法机关承担为不懂司法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的义务性规范,是诉讼中为保障当事人能够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制度保障诉讼翻译制度。基于此,笔者认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的高度概括性和模糊性使人们很容易混淆诉讼中当事人主体享有的诉讼语言文字权利与司法机关司法语言文字权力之间的区别。 
    其次,司法机关和当事人(民事) 虽然都是程序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诉讼主体,但两者在诉讼中的地位与享有的权利(权力) 有很大的区别。在诉讼中当事人是私权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诉讼语言文字权利享有处分权;而作为司法机关的诉讼主体,其行使的是司法权,具有法定性、权威性和组织性,不得随意处分。两者的权利与权力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性质迥然有别。诉讼中司法机关司法语言文字的使用或权力来源是法律关于国家机关公务用语用文或司法机关司法用语用文的规定,以及法律针对特别地区的司法机关司法用语用文所作的特别规定。诉讼中当事人自愿选择使用的语言文字是当事人对其享有的诉讼语言文字权利的处分结果,属于诉讼权利的范畴。而诉讼中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使用的司法语文属于司法权力(义务) 范畴,不得随意选择。因此,在诉讼中不能以“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去理解或规范司法机关的司法语言文字权力。 
    再次,司法权是一种公权力,必须要遵守公权力行使的法定性、程序性、规范性和正当性等原理。因此司法机关的司法用语用文不可能随着当事人使用的诉讼语言文字的不同而随意转换。据传统数据统计,中国有语言文字的至少有20个少数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可能都作为司法语文而使用。因此,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不等于司法机关“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司法”。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宪法第134条和以此为依据的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是对民族自治地方双语司法制度进行专门分析研究的必要前提。  

    二、民族自治地方双语司法的法律根据与分析  

    中国学者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司法的法律根据也有分析和讨论。但在论证“双语司法”的法律根据时往往引用宪法第134条的全部内容,在部门法依据方面全部引用三大诉讼法与宪法第134条基本相一致的法律规定。这种全部引用缺乏准确性和合理性。以宪法第134条为依据的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所涉内容非常丰富,只有涉及司法机关主体与其司法语言文字权力的内容才是民族自治地方双语司法的法律根据。 
    司法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尽管司法有多种属性,但从根本上说,司法是国家行使司法权的一种职能活动,司法的主体一定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在中国通常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双语司法的主体也不例外,其双语司法的主体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即当地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因此,从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和文字分析,只有规范司法主体的内容才能作为司法主体权力内容或其行为规范的依据。仍然以民事诉讼法第 11条为例,第1款规定的“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是对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语言文字权利的赋予,即公民母语诉讼权利。因此不能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双语司法的法律根据。而本条第3款“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的规定,是对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为不通晓当地司法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的一项义务性规范,也是诉讼翻译制度的法律根据。诉讼翻译制度是国际上通行的旨在为参与诉讼但又不具备庭审语言能力的语言障碍者提供法庭翻译以彰显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独立的程序制度。正因为各国司法语言文字的法定性、地域性的特点才使得诉讼翻译的程序制度成为一种重要并成为通常的程序公正制度。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宪法第2款和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讯);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的表述才是民族自治地方双语司法的法律根据。从本款的内容来看,其规范了民族自治地方司法机关的两种司法行为:一个是司法机关审理和检察案件时应该使用的司法语言文字的权力范围;另一个则是撰写、送达司法文书时使用的语言文字的权力范围。在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作为司法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形成双语司法。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司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司法是区别于公民母语诉讼权利和诉讼翻译的司法制度,应当对其内涵、特征及意义进行特别地阐释和认识,以促进该制度的研究与完善。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制与双语司法制度的内涵、特征
  
    国内学者对双语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从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中国的双语制主要适用于各少数民族地区,是解决中国语言民族问题的模式。而双语制是区别于双语或双语现象的一种国家语言制度,是语言使用的法规,即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和法律,并以一定的行政手段给予推行并保护才得已形成的。笔者赞同此观点,并认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制与其双语司法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具有国家的单语制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制特征,即在国家层次上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及对外交往中一律使用国家通用的一种语言文字——普通话与规范的汉字。而民族自治地方在实行自治的民族具备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前提下,基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语言文字自治权,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本地方的通用语言文字,通常为两种,即实行自治的主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全国通用语言文字,构成地方双语制。而中国宪法与三大诉讼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立的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当以“当地通用语言文字”检察与审理案件的法律规定,为实行双语制度的民族自治地方进行双语司法的正当化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国家从有关的语言政策与实践来看,一个国家双语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司法的双语化。但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制度与双语司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国内通常认为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法律关于司法机关司法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的规定应该属于司法的职权范畴。双语司法与单语司法相对称,比较而言双语司法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是司法中并列或分别使用法定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二是双语司法需要形成一些特殊制度与程序规则。据此,我们可以把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司法制度的内涵概括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以法定的双语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程序制度与规则的总和。根据对民族自治地方双语司法实践的考察和研究,笔者认为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是双语司法的地方性与非必然性。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共同居住地区才能以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审理和检察案件,用当地通用语言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这是进行双语司法的地方限制。从形式上而言,双语司法的地方包括但并不限于民族自治地方。不过从现行司法实践来看通常为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并不必然的是双语司法,因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些少数民族已经转用了汉语。 
    二是司法“双语”的法定性与语言文字的自治权高度契合。根据法律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获得当地“通用”地位的语言文字才能够作为司法机关起诉、审理和发布司法文书时使用的语言文字。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1 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语言文字为主。内蒙古、新疆、西藏等民族自治地方以地方立法的方式规定了当地的通用语言文字。因此,在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双语司法与其语言文字的自治权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7条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理和检察案件的语言文字作出了直接明确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和检察案件。法律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这条法律规定摒弃了以“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作为行文上的修饰或铺垫的做法,从法理上而言更具有说服力,从立法技术上而言更加科学。从现实的双语司法的经验认识来看,作为民族自治地方“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通常是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语言文字。因为民族自治地方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享有语言文字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依据本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以地方立法的方式通过了本地方的通用语言文字。因此,我们可以说双语司法制度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必然的联系,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语言文字自治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从现实的双语司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双语司法是以宪法为根据的三大诉讼法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司法语言制度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结合而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语言制度。 
    三是双语司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司法在司法的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方面与一般的司法具有一致性,即必须以三大诉讼法和相关法律为依据。同时,基于双语司法本身的特殊性,在审理双语案件时或在审判制度以及法律文书的制作等方面有其特殊的程序制度和规范要求。其核心内容是既分流又混合的双语庭审模式以及相应的程序制度。目前双语司法的相关程序制度与规则基本上处于司法的习惯状态,缺乏国家或地方立法上的统一规范。因此,如何实现双语司法的规范化成为学者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我们发现有些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基于双语司法实践的需求已经有了内部的一些具体规范,这是双语司法走向规范化的重要经验积累。 
    双语司法语言的确定性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双语司法语言的确定性是指在双语司法中的一种语言必然是国家的通用语言文字。差异性是指双语司法的另一种语言则根据民族自治地方通用语言文字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全国范围来看,双语司法的“双语”类型主要有:蒙汉双语,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地区,在其他的省、自治区也有一定的分布,如辽宁省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新疆的维汉双语,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藏汉双语,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地区;朝汉双语,主要分布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彝汉双语,主要分布在四川等地。双语司法与国家立法文字的一元化。从形式上而言,以双语司法的民族自治地方其地方立法使用的文字也应该是双语制,即每一种语言的司法都有与其相对应的文字的法律文本。但从国家层次上而言,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国家通用的司法语言文字只有一种——普通话和规范的汉字。与此相对应的国家立法使用的文字都是汉语文,法律文本都是以汉语表述。因此,就形成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双语司法与国家立法语文汉语化的不对称特征。这种不对称关系的解决必然要求一种国家责任——为民族自治地方提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本的法律文本,通常称为法律翻译文本,以保障国家法律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统一适用。根据笔者对内蒙古地区双语司法的考察发现,基层法院普遍缺乏蒙古文字的法律文本,蒙古文字的法律文本从历史的联系性和现实的及时性方面基本上处于“断供”状态。蒙汉双语司法官只能在司法过程中自行翻译适用国家法律。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很多中文的法律概念和名词在蒙古语系中是完全陌生的,因此,不仅在蒙古语系中需要创造新名词,并且要发展蒙古文在法律上的使用方法,使其能够清晰明确地表达法律原则的精神和内容。显然这个工作不是仅依靠双语司法官个人的能力就能够完成的。因此,如何紧跟国家立法的步伐把国家汉语版本的法律文本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法律文本,并免费足额发放到需要的地方,实现其法定化和常态化是民族自治地方双语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  

   四、结语 
    现代世界许多国家应对多样性的挑战而秉持的一个原则和精神是在平等承认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的族际关系,容纳文化价值的多样性。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双语司法制度体现了在建立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中承认平等、包容不同文化、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的精神要义,并长期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应以独立的单元内容载入中国的司法制度,并作为实施双语司法的国家之一展现给国际社会,彰显中国在保障少数民族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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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自:《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3年11月  第34卷  第6期

                                                          ( 本文编辑:张利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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