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原理》书评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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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史春秋

肉刑废复之争

2340 2010/6/9

    肉刑的历史久远。据《尚书》等文献记载,传说时代的尧、舜时期肉刑即已出现,又有《汉书·刑法志》称禹制肉刑,使其正式成为刑罚手段,而商、周沿用之。商周时期的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中,除大辟之外都为肉刑。
    先秦时期,肉刑的适用并未引起太大的争议,第一次提出废止肉刑并实践的人物是汉文帝。文帝废肉刑缘起于这样一个故事,据《汉书·刑法志》载: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除肉刑”后,以髡钳城旦舂易墨刑,以笞三百易劓刑,以笞五百易斩左趾,弃市易斩右趾。这次肉刑改革在实践当中效果非常差,笞三百、五百极易致人死命,而斩右趾由生刑升格为死刑更是大违轻刑初衷。于是景帝元年下诏,将笞五百改为三百、笞三百改为二百,但依然用刑偏重。景帝至中六年又下诏将笞三百改为二百、笞二百改为一百,并且定“箠令”:限制箠的尺寸,将笞背改为笞臀,行刑时不得易人。
    因为易肉刑之法并不适当,东汉起便不断发生关于肉刑复废的争论,影响较大的论战有五次:
    第一次。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大臣多有言复肉刑者,光武帝遂召群臣集议是否恢复肉刑。很多大臣主张恢复肉刑,班固作为肉刑论者将群臣议复肉刑的理由归纳为:“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死刑既重”是说斩右趾之罪论入死刑是“以死罔民,失本惠矣”;“生刑又轻”是指对一些如“男女淫佚,吏为奸藏”等较为严重的犯罪处以“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虽然每年受刑者有十数万,但是“民既不畏,又曾不耻”。他认为造成这些不良后果的原因在于死刑与生刑之间没有一个中间刑的过度,因此,他主张在某些犯罪上恢复肉刑。而光禄勋杜林援引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来反对肉刑的回复,最终光武帝采纳了杜林的意见。
    第二次。东汉献帝时,崔实、郑玄、陈纪、荀悦、仲长统等名儒主张恢复肉刑。荀悦的观点独具特色,他在《申鉴·时事》中说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众以威,抚寡以宽,道也。复刑非务必也,生刑而极死者,复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斩右趾者死也,惟复肉刑,是谓生死而息民。”仲长统则在《昌言·损益篇》中以“肉刑之废,轻重无品”,缺乏“中刑”以惩“中罪”为由,主张全面恢复肉刑。上述诸儒多有依据“刑乱世用重典”的传统观念,主张恢复肉刑者。但因天下大乱,无暇顾及于此,终未实现。后曹操秉政,尚书令荀彧向百官征求对肉刑的看法,多数人主张恢复。唯孔融反对,他认为肉刑是无道的暴行,而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往往“为世大患”。因此,肉刑不但不能预防犯罪,反而绝人改恶为善之路。他还认为对孙膑、司马迁这样的才智之士施以肉刑,使他们“没世不齿”,难以充分发挥才智,应引以为戒。孔融的意见得到采纳。之后,又有陈群、钟繇等人提出复肉刑,曹操本人亦有此意,但因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最终作罢。
    第三次。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关于肉刑的争论再起,参与者多达百余人。钟繇再次提议复肉刑,他主张当斩右趾者则斩右趾而不弃市,其原因是当时人口过少,目的是增殖人口。陈群则主张全面恢复肉刑,《三国志·陈群传》有载:“若用古刑,是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其理由不外出自报应主义和特别预防。王朗支持钟繇改变斩右趾升格为死刑的意见,但反对复肉刑。他提出一个新办法,即《三国志·陈群传》所载,“可信其居作之岁数。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无以刖易钛钻骇耳之声”。这一主张朝后来的笞、仗、徒、流、死的新五刑前进了一步,因此参与这次争论的百余人中多同意王朗的主张。
    第四次。魏末正始年间,李胜、夏侯玄等又就肉刑展开了争论,前后共计十六次之多。据《通典》所载,李胜主张恢复肉刑,其理由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肉刑之作,乃自上古……周公行之,孔子不议也”,强调对圣贤之法的遵从;二是“盜断其足,淫而宮之,虽欲不改,复安所施。而全其命,惩其心,何伤于大德?”而夏侯玄坚决反对恢复肉刑,他同样上述圣贤,引孔子所语“既富且教”和“苟子之不欲,虽赏而不窃”,并认为如能这样,“何用断截乎?”否则“若饥寒流沟壑,虽大辟不能制也,而况肉刑哉”?至于肉刑与死刑该如何选择,他说:“伤人不改纵暴滋多,杀之可也;杀之而能悔改,则岂须肉刑而后止哉”?所以他认为“断截之政,末流之所云耳”。
    第五次。东晋时,卫展、王导、贺循、纪瞻及葛洪等又一次就肉刑掀起争论。《晋书·刑法志》载王导言:“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于是争论乃息。东晋以降,直至隋唐新五刑确定之后,肉刑废复之争也未完全绝迹,南宋朱熹就因支持恢复肉刑,而遭到陈亮的反对,认为其违反了以“以仁恕为本”的宗旨。
    总体看来,肉刑自汉文帝废后,虽屡有争议,但基本上没有恢复,尤其是隋唐以后随着新五刑的确立,关于肉刑的争论也逐渐消弭。(参见张国华先生《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
                                                               (文/吴江   编辑/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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