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原理》书评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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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法律

1651 2010/6/9

                                            阆琛著
 
一、儒家得势以前的法律状态
    中国的儒家,在中国法律进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大暗礁。中国的法律,至周时已大盛,但至汉武帝出而尊儒,法律衰落,显然另划一时代。在叙述法律衰落之前,略述前此的兴盛状态。
儒家统治中国思想界以前,法律已有相当的发达。这里且把他分为萌芽、生长及成熟三期而考究之。
    (一)萌芽期
    据史家所传为太昊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于是法家认为此乃以“天地自然之大法”适用于人类社会之嚆矢;实为中国法律之起源。其后炎帝神农、黄帝轩辕,及颛顼高阳均各有所创制,尤以黄帝之“木子法”为法家所重视,中国之法律基础,盖已于此时渐次筑成了。
    (二)生长期
    唐虞之世,蛮夷侵入中国,天下嚣然,乃命皋陶制五刑。其法律所规定的条文,大抵属于刑赏之范围。虞书说:“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又说:“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过无小;罪疑为轻,功疑为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总,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上述所谓“流”、“鞭”、“扑”、“金”等刑罚,若用今日之名词解说之,颇类似于自由刑、身体刑、财产刑等。又“恤之”、“宥之”、“疑之”等字,盖所以示法律之根本精神,完全以“刑期于无星”为主眼,此亦为仁爱忠厚之意。
    夏及商二代的法律,大部分沿用虞书。晋之叔向有“夏作禹刑,商作汤刑。”之说,宋之王应麟虽谓夏有政典、禹法、汤令等书,但其内容如何,则未见提及。且在历史上已无足资考证之材料。惟细玩甘誓及汤誓二篇之文句,实为军法之嚆矢。甘誓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又据汤誓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责汝。......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盖夏之势待,有扈氏之乱,启率军数万以征之;启之军队中,有勇敢者,有胆怯者;统一甚为困难;于是非有严重之法律以处置之,便难收一心一德之效,此亦可视为法律观念进化史上之一特色。
    (三)成熟期
    后稷早教人民以稼穑,周承其恩泽,崛起于西歧之一隅。其经济组织为农业的,人民习于劳苦,尊重实际生活,又富于创造力。武王东征时,参与伟大武装运动,由万山丛错之地,驰驱于茫茫之旷野,于是郁闷狭隘之胸怀为之一变,而成为旷达之胸襟了。因此之故,周遂得以减商而有天下,其后大政治家周公,吸收二代典章文物之菁英,斟酌长短,集其大成,以作周礼,而授成王。周礼为周代唯一无二之大法典,包罗各种文化,其内容可称尽善尽美。这一大贡献,在人类历史上,最有价值,不幸后人不曾详细加以阐发,使之淹没不彰,实为遗憾之事。
    周礼记述周公治理天下的治绩,在周礼中,凡国家组织,行政方式,官吏职权,土地分配,赋税收入及其用途,田役、丧祭、军队、教育、市政、乡治、婚姻、贷借、刑罚、诉讼、劳工、会计、卫生及度量衡法等,莫不粲然完备,靡有遗漏。其内容有今日之思潮言之,虽不无间然,但总括全体而观之,故不失为当时完备之法典。今试就其重要的各法中,而摘述其主要者论述如下:
    A土地法
    周代之土地法,最合于人民之生活要求,而毫无不均衡之流弊。例如地官篇说:“乃俊土地,以稽首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若以此方法,而分配土地,则野无旷土,国无游民。周之隆盛,其故或即在此。
    B赋税法
    周代的赋税至为轻微,其方法乃几乎九赋而征收者。 所谓九赋者: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县、邦都、关市、山泽、币余等之谓也。又制成精确的预算案以节约其用途。例如:“开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交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帮都之赋,以待祭祀;币余之赋,以待赐予。”
这是各种用途的规定。这与后世的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老实有天壤之别。
    C 市政法
    都市为国民经济流通之枢纽。较近东西各文明国,努力研究市政以冀于经济生活,得到多大的满足。世人动辄赞赏欧美各国市政立法之完备,殊不知中国在周代已有市政方面的成文法,并设专官以实施之了。试读周礼司市一篇,便可判然了解此种事实了。盖市政上最重要的事,乃注意秩序之整顿,货物之良否,价格之高下,贩卖之迟速,税额之轻重,诉讼之平息,治安之维持等。关于此等规定,在司市一篇中极为详备。譬如说:“以次叙分地而经市。”
    即市之秩序整然,固无论有多少人民云集于市,全部住居于此亦不至有扰攘有紊乱之象。又说:“以政令禁物糜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
    因为是这样的办法,所以物价下落,品质向上,而贩卖劣货以谋利之习惯亦因以废除,交易日日殷盛,而市乃益发发展了。又说:“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量度成贾而征价,以贾民禁为而除诈。”由此,市价一定,国中无伪商,奸商不易垄断利益,童叟入市亦不至受欺了。又说:“以阜府同货而敛赊。”就是因为商品供求不均而起之恐慌,均以免除。又说:“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
如此税额平均,商人不至受苦,人民之生活程度,亦无过高之苦。又说:“以质剂结倌而止讼。”
如此人民买卖时,不至于因些稍的金钱之故而起诉讼。又说:“以刑罚禁暴而去盗。”
    如此杀人掠货之强盗,均可减绝,而商人可各安其业了。
    如上所述的精细的规定,不但适于国家经济政策,即就生产分配及需要、供给的调节而言,亦有深切的相关,比之于近世欧美各国的商业都市制度,殊无逊色。汉之王莽及宋之王安石,仿效周之市法而设“均市”及“平市”之法,亦获得相当的效果。吾人不能不相信,周代的市法实大可珍重。就是现今的市政研究者,亦以为周代的市法,大有研究之价值呢。
    D贷借法
    周礼说“凡民之贷者,与其有思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由此可完全解除民间的重利之苦,实为周代惠民之第一良法。
    E卫生法
    周代之卫生法,亦十分完备。例如:“蜡氏掌除骴,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
有关于公共卫生方面说:“医生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
    这可视为公众治疗所之组织。又说:“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毂、五药养其病。”
此乃预防四季流行病之预防卫生的方面。此外有瘍医医治外伤,有兽医治疗畜类的病疾。其立法之精确,与用意之周到,由此可见一斑了。
    F教育法
    周礼说:“大司徒之职......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小司徒之职......正岁,则帅其属而观教法之象。乡大夫之职......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州长,正月之吉,各属其周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亦如之。正岁,则读教法如初。党正,及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正岁,属民读法而书其德行道艺。族师,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闾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
    盖在当时,政教二者尚未分离,所以周代特别规定强迫教育制度,尤其是对于人民普及法律智识,此实为周代教育法之一大特色。周代法律之所以特别发达,其理由盖即由教育法而来。
    G 婚姻法
    周礼说:“中秋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禁迁葬者与嫁殇者。”这种规定,极为尊重自然,又含科学的意义,实可称为进步的婚姻制度。
    H 诉讼法
    周代的诉讼法有三种特点。其一为手续极其简单,穷民如有冤屈,易起诉讼。例如:
    “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其二,时效由距离之远近,而决定其期日。例如:“凡士之治有期日,国中一旬、邦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之治听,期外不听。”
    其三,特别留意与公证,务使诉讼者无虚伪狡诈之机会。例如:“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
    综合以上三点,可见周之诉讼法,以“爱民息讼”为主旨了。
    (1) 刑法
    周之刑制,详记于周礼,其周到完全,诚足为后世之楷模。周礼说:“其有不共,则国有大刑。”此处所谓大刑,乃派遣军队以讨伐之谓;盖王朝为统治群国而施行之特种刑罚。又说:“不用法者,国有常刑。”所谓常刑,照鲁语说,是用刀锯的中刑。其次,属于地官范围内的又有八刑。所谓八刑,是对于不孝、不睦、不、不弟、不任、不恤、造言及乱民的刑罚,由此以纠正万民。属于秋官的范围内者,有野刑、军刑、乡刑、官刑及国刑等,是用于纠力、纠守、纠孝、纠职及纠暴之用。又别之余地。属于死罪者必经“三剌三宥”,始施死刑。若有异议,被告如为卿士时,则于死刑之日,直接面会;如为遂士,王命三公;如为县士,王命六卿面会之;如于被告之罪稍有疑问,则宥其罪而许其自新;一般人民是难得有死刑的。又如犯罪或处罚亦颇与今日的刑法相酷似。例如:
“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这与今日之自由刑的有期禁锢相类似。又说:“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
这不是今日自由刑的惩役之类吗?其他个人间的争执及饮食不会钞均问罪。此盖类于违警罪。
要之,周代刑法的基本观念,采用“教化主义”,其主旨在乎善导人民,至于惩罚人民的主旨则毫不存在。周礼说:“以圜土聚教罢民。”又说:“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任之以事而收教之。”盖犯罪为人生之罪苦痛,又为最不幸之事。推究其原因,多因社会教育有缺点,所以不期然而犯了罪。周代关于此点早就留意,故欲藉教化之手段,改善人民之本心。从而刑罚方面,采用“慎刑”,“缓刑”二原则。其后穆王之时,虽因凶荒,曾作《吕刑》而镇压四方,但本先代忠厚之遗志,仍据祖宗立法精神而不用死刑。
    由上所述,可知周代立法之完备。后世儒者,盛称文、武、成、康以礼治国,而其实周代之法律精神,更有不可掩饰者在。
    中国法律的诞生史,在世界各国中要算最早最古。自有历史之记载以来,即可考证其旧迹。易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又曰:“师出以律,否威凶。”此为法律一语最初见于中国文献之中者。唐虞以来,人类文化,日日发展,社会变迁,又复显著,因而法律内容,随需要之程度,而渐次变化,至周时逐集其大成,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国不久减亡,但固非尊法过度而减亡者也。
    汉高祖最初在关中与长老约法三章以平人心,大受一般欢迎。后来平定天下,命萧何制成法律,以为“经国济民”之具。曹参继苍何为相,严守旧法,以治天下,一时大收成效,人心大定。
    
二、儒家对于法律的态度
    儒家多为司徒出身,其政治理想,以敬敷五教为宗旨,高唱“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大经典。因此之故,他们对于人类一切行为,全由“性善”方面观察,并着重“精神教育”。他们为达到这精神教育的目的,认“礼治主义”为唯一的方法,其效果为“作新民”,施行善良的政治。孔子为儒家的开山祖,他极端攻击法律近于机械,效果远不及礼治之伟大。他说:
    “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也。”
    盖孔子认礼为吾人本性内之道德律,又为良心之最高命令,同时认法律为人为的,约束人类的工具。
    这种见解与叔本华“自然法存于人心,成文法则刻于板石”之说颇相类似。因之礼得禁人心中不善动机之发生,使之不做恶事,而法律只能禁人之外形的不善行为,使之不做恶事罢了。礼于未做恶事之前发挥其效用,法律必于犯罪之后,始能发挥其机能。若将此两点比较以观,谁也承认“礼治主义”的地位了。所以孔子下结论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明明说法为“治标”,礼为“治本”,其效果之浅深厚薄显然可见。儒家之精神盖即在此。
    孟子继承孔子之学说,故其思想亦由礼治出发。合倂孔子所唱的仁及义的真理,而主张“仁义”的学说,以排斥当时风靡一时的功利主义。又当时凡主张功利主义者,甚被欢迎,因而孟子高唱“徒法不能以自行”以斥之。这话虽不过一句,但含在其中的意义,实抹煞了全部的法律效果;其词锋实有不可当者。然而当时法治思想,日益膨胀,孟子及其门下,深受其影响,对于法律上的问题,似亦时时加以讨论。这里,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如下: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履也。穷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移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由这一节谈话而观,可知儒家亦相当地尊重法律。他们亦不愿公然蔑视法律,而放免犯罪之人。但其结果,只是消极地放弃自己的权位,破坏法律负父以逃罢了。这由法家的立场言之,儒家的法律观念,殊属幼稚。皋陶不能因为瞽瞍是天子之父而废法。又以天子之威严,不能以父之故而禁止皋陶的执刑;然而亦不欲听其自然,处父于死刑。在这进退两难的场合,孟子不能以严格的法律方法解决之,只以儒家的“越境乃免”的妙法解答之。孟子以为这样,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实则杀人者有执行死刑之常刑,司法者决不能放弃其缉凶之责任,那肯让犯罪者逍遥法外呢?
    荀子著理论鼓吹礼之效用,实为“礼治主义”之一大功臣。礼论说:
    “礼丰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悬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逍之极也。
    照荀子的意思,礼为人类共同的准则,犹绳墨之于曲直,权衡之于轻重,规矩之于方圆,其势力有普遍性,并且是永久不减。因此之故,在荀子的心中,只有“礼治主义”,别无他法;其对法律的态度,正与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之意相近似。君道篇说:“有良法而乱之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这却是否认法律万能之说。照此说来,法的效用与机械同样,必须有相当的人才能去运用。正因如此,所以即令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徒增文书之烦,而于国事殊无何等裨益。
    儒家坚持“礼治主义”,以为攻击法律的唯一的武器,但法家视此为“老生常谈”;以为这样无伤于法律之毫末,而以淡然置之。果然韩非子出而说道: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至之木百年无矢,恃自国之木,千年无轮矣。……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隐括之道用也。虽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至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行之道。”
    又说:“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
    所以儒家以“礼治主义”为依归,而法家则加以攻击。法家一方面非难“礼治”的迂阔,一方面极力主张法律的效率。试摘述诸说如下:
    A 韩非子的法律效率说
    用人篇说“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又,有度篇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又,六反篇说:“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遂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后乐。”又,心度篇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故治民无常,惟法为治。”
    B 管子的法律效率说
    明法篇说:“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又,任法篇说:“昔者尧之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炉,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又法篇说:“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争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又说:“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C 商君之法律效率说
    修权篇说:“先王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不以法论智能贤不肖者唯尧,而世不尽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又,君臣篇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节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D 尹文子之法律效率说
    大道篇说:“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不敢凌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又上义篇说:“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尊行也。法度道术,所以禁军使不得横断也。人莫得恣,则道胜而理得矣。”
    E 慎子的法律效率说
    佚文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又说:“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诬以诈伪。”又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地也。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马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所以塞愿望者。”
    以上诸说,均称一家言,但其归宿处,则在证明:礼治无支持之价值,法律乃应不得已而发生者。盖礼有风俗习惯所产生,专赖人民之自觉心,才能收得其效果而已。所以在人情敦厚文化尚未发展的时代,礼治尚有实现之可能,但在生存竞争激烈之时代,人心险恶,礼治便没有效率了。此时全赖强制的法律,才能调和个人间的冲突,保持社会的秩序,维持社会的安宁。儒家忽略了社会化的客观事实,拘泥于自己的主观,而固执于“礼治”,认知为天经地义。这宛如初见盾者,只知那银的一面,不知还有金的一面。
    荀子的弟子李斯,离开儒家而就法家之门,他以为儒家太重繁文缛节,不及法家之适合实际社会的需要。然则他为什么背其恩师弃其所学呢?
三、儒家对于法律的影响
    一时代法律的良苦,实受那时代学说的影响。在欧洲各国法律产生以后,即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孔德等学者,讨究其学说,专致力于真理的发挥。因之法律顺次发展,遂有今日之成绩。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有管子、商鞅、申子、韩非子等,盛究法理,竭力宣传。此等研究各有特色,不让欧洲各国,然而汉武帝出,用董仲舒之议,尊重六经,排斥百家,于是儒家独占了两千余年的政治及教育;法律遂遭遇厄运了。
    盖儒家的“礼治主义”根本与法家的“法治主义”相反对,正如水火之不相容。因此一方得志,马上以政治上的势力及教育上的宣传,积极地实现“礼治主义”,自不让“法治主义”抬头了。于是一方面废止法律教育,阻凝法律的普及,一方面专重四书五经,不复让法律书。中国法律的前途,就此一落千丈,老不长进,实在是可惜的很。述其一斑,约略如下:
    A 缺乏伟大的宪法
    管子唱“令尊于君”,尹文子主张“禁君横断”;若法律的研究以此种学理为基本,而顺调进展,那么,中国应该有伟大而且完备的宪法了。然而儒家尊重“礼治”认“君为天生骄子”,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唱“尊君”之说,国王权的扩张,而各时代的君王亦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以“朕即国家”自许,绝对不欲受宪法的束缚了。此所以自汉迄清,人民处于暴君专制之下,而不得接触宪法的福音了。
    B 缺乏完全的民法
    汉以后的法律,大抵由儒家所创制,其中关于民法的部分,非常缺乏。唐明二代,稍稍有注意民法的形迹,但其规定,还不过是很少的几条规定,就是关于人身贵贱的区别,婚姻的成立及离婚,嗣子的承继,奴婢及牛马的买卖,赁、贷借,财物的受寄等,几条。
盖儒家的心目中,只有国及君主,不认有他物的存在,所谓法者,不过为君主驭民的方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至于人民的权利义务关系,那时不足重视的。
    C 刑罚的暗礁
    周之八议法,本属于一种阶级观念。自从法家的“刑无等级”的学说出世以后,此种观念,早该被淘汰了。然而儒家蔑视此真义,只是固执“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因此汉以后刑法,亦留有阶级观念,而不采平等主义。唐的刑律,号称最为完备,但仍不脱此种观念。今试引用唐之刑律如下:一、夫殴妻伤者,减凡人二等。二、妻殴伤杀妾,与夫殴伤杀妻同。三、妻殴夫,……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四、妾犯妻者与妻犯夫同。五、殴伤受业师者,加凡人二等。六、杀僧道师者加凡人二等。七、师或主人,杀弟子者处三年之拘禁罪。八、奴婢殴伤主人者,死罪。九、主人殴伤奴婢不问罪。大略如上述那样,刑是因人而不同,这样的刑法正与法家所主张的“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命,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法。”的主旨相反。不宁惟是,死刑到汉以后,有斩、戮尸、枭首、车裂、体解、弃市、腰斩、锯头、镬烹、夷三族及诛九族等,实极惨酷之能事。此因列代君王为要推护自己的地位,世袭于子孙,所以不得不想出惨酷的刑罚,以处置叛逆者。这不消说以儒家的“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学说为金科玉律,而把他施之于现实的。
    不消说,法律是司直的要具。必先有精深的学理而后始有善良的法律。中国的法律,汉以来受儒家的影响几近于减亡,几有销声匿迹之观。
    黄梨洲曰:“自非法之法桎天下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中国法律之落后,至今尚不能为法治国,盖不无理由的。(完)
   
    本文仅对原文作技术性核对工作,不作任何有损原意的改动,为便于现代人阅读,原书繁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原书部分地方无标点符号或标点符号不符合现在习惯的,一律代之以新式标点符号,原书部分地方无段落的,根据句意适当分段,原书为竖排者一律改为横排,原为“如左”“如右”之类的用语,相应改为“如下”“如上”等,原书个别地方有舛错的,酌加改正。其他一律尊重著者原意,不加删改。
                                                                    (整理/张竹菡   编辑/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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