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原理》书评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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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史春秋

赦的争议

1107 2010/6/20

    赦是一种减轻或免除罪犯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制度。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中屡有提及,如《尚书·舜典》“眚灾肆赦”一语是关于赦的最早的记载,意即因过失(“眚”之意)或意外事故(“宰”之意)犯罪的可以赦免。又如《尚书·吕刑》所记“五刑之疑有赦”;《易经·大象》所言“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周礼·秋官·司刺》记“三宥三赦”,即“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亡;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司市》篇又有“国君过市则行人赦”等等。
    有上述记载可知,“赦”这一刑事制度出现甚早而且为儒家所认可,以之作为“德治”、“仁政”的一种表现。但法家则坚决反对,其理由是:一违反“信赏必罚”原则;二“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三“赦者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甚其福”。因此,法家认为:“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无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纵然法家如此反对“赦”,以法家思想立国的秦朝依然在二世之时行过一次大赦,并以所赦囚徒组织武装力量对抗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军。
    到了汉代,赦逐渐制度化,并出现了大赦、特赦、曲赦、别赦、郊赦、德音等分类,以上所言前四种赦成为常制,为历代所因袭。行赦的事由繁多,皇帝即位、改年号、册封皇后、立太子、生皇孙乃至平叛乱、遇灾异都要赦。赦的使用频率也非常之高,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前期、中期。有学者考证汉代有明确记载的大赦就有101次;唐代大赦有163次之多;两宋也164次大赦。直到明清两代大赦数量才有了明显的下降,明代有记载的大赦共有26次。古代帝王为什么如此频繁的行赦?东晋郭璞极力主张行赦的理论最足说明。据《晋书·郭璞传》载,元帝时,曾出现 “沈雨跨年”这样的气候异常现象,根据“灾异谴告”说,统治者很容易将这样的自然灾害视为上天因对其行政不满而作的警示,这时精通阴阳卜筮之术的郭璞上疏将其归结为“刑狱充溢,怨叹之气所致”,并由此导致“愆阳苦雨之灾,崩震薄蚀之变,狂狡蠢戾之妖”。郭璞认为消解的办法在于“赦”,而且要“赦不宜数”,也就是不要在乎赦的次数过多,当赦则赦。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赦宥罪犯来满足天对统治者“德”的要求,以求得统治的长久。
    古人对于赦的态度并不一致,既有郭璞这样主张“常赦”的,也有一些“非赦论者”,著名的“非赦论者”有东汉的王符、北宋的欧阳修以及明代的丘濬,等等。据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和日本学者卢野德林的《无刑录》可归纳如下:
    1.《尚书·舜典》的赦罪,或出于过误,或出于不幸,且只就一人一事而言,非若后世对天下的罪人不问其过、误、故犯一切除之。《尚书·吕刑》所言只赦有疑者,非后世不问其有疑无疑一概赦之。对故意犯不应赦,对罪大恶极之人不能赦,否则“杀人不死,则死者何辜?攫财不罪,则失者何苦”?
    2.后世遍赦天下,“罪无大小咸赦除之,甚至十恶之罪常赦所不原者亦或赦焉”,就叫做“惠奸尻,贼良民”,使“怙终得志,善良喑哑,失天讨之公,纵人欲之私”。
    3.赦罪只是权宜之计,不可作为常典,更不可数赦,最好是十年以上赦一次。丘濬甚至主张:“当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则奸尻得志而良民不安;当危疑之时,赦不可无,无则反侧不安而祸乱不解。”
    4.赦的本意是赦过宥刑,而后世很多与此无关的事,如改年号、立皇后、立太子、生皇孙、郊祭天地等等,或三年一赦,或比岁一赦,或一岁再赦、三赦,完全丧失了古人“眚灾肆赦”的本意。
    5.赦罪的目的在于使人生,但数赦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所以明代刘基说:“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平生,而杀人之道存焉。”“刑必有行,民知犯之必死也,则死者鲜矣。赦者所以矜蠢愚,宥过误”,如果使人“知罪不避而辄原焉,是启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最后恶贯满盈“不得已而诛之,是以恩为陷也”。(参见张国华先生《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
                                                               (文/吴江    编辑/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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