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原理》书评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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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史春秋

别籍异财与三世不分财

2262 2010/6/26

    所谓“别籍异财”,乃指分家析产。据说“别籍异财”的主张最早是由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提出来的。《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由此不少人认为自古中国以大家庭为尚,到商鞅手里方被破坏,改为小家庭。宋朝的陈详道持这种见解。他在其著作《礼书》中说:“周之盛时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系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后来影响到在上者,所以“王公大人亦皆知有敬宗之道,寝淫后世,习以为俗”。近人杨鸿烈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引用了《孟子·梁惠王上》“百亩之田,勿夺农时,数口之家,所以无饥矣”等材料来说明“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原是普遍现象,谈不上商鞅破坏了大家庭制度。他赞成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宗法考》中的观点:即秦国开化最晚,商鞅是以中国之俗易戎狄之俗。战国史料的确有不少都可以证明“五口之家”、“七口之家”、“八口之家”的小家庭在当时非常普遍。但不能据此就得出自西周以来只有小家庭没有大家庭的结论。问题是必须将贵贱区分开来。所谓“五口之家”、“七口之家”乃至“八口之家”其实讲的都是平民,特别是农民。对此,《周礼·地官》说的比较具体:“小司徒均土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据郑玄注:“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劳动力。这是和我国古代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农民不可能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维持起几世同堂的大家庭,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财力和物力,充其量不过是祖父母在三世不分财,而以父母在兄弟同居,和父母没兄弟分财者居多。至于贵族则另当别论,他们是钟鸣鼎食之家,不但可以几世同堂而且还可豢养大批食客。商鞅的改革,主要是令父母在而有两个以上成年儿子的家庭分离,以促进农业生产和增加税收。在商鞅变法和其他各诸侯国变法的影响下,战国时期一些小贵族和地主、商人大概也不顾孝道而别籍异财了。
    秦以后,受儒家思想感染,大家庭又有所增长。但到东汉三世共财者仍为数极少,所以蔡邕能“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竟受到乡党的称赞。多数士大夫之家只不过二世同居,甚至父母在亦可分居,法律并不限制。因此,在当时的察举制度下可以产生“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那样的讽刺。此后,到南北朝时有人做过统计:“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有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有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
    关于父母在禁止别籍异财的规定大概是从隋唐才开始入律的。《唐律·户婚》中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宋朝有时处罚更重,可以论死。如果父母在出为赘婿和诱人子弟析家产者也要流配。从元朝开始才逐步减轻。元朝只要祖父母、父母同意,允许分家。《大明律》规定,别籍异财只杖一百,而且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
    封建统治者之所以禁止别籍异财,主要在于维护家长制和亲亲的孝道,把父母在兄弟分家视为不孝、不友、重利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有使父母年老不致无人供养之意。但这种强迫父母兄弟同居的做法并不合理,也不利于私有经济的发展和减轻礼教的束缚。所以历来不乏反对者。如宋朝的袁采在著作《世论》中写道:“兄弟义居,固世之美事”,“顾见义居而交争者,其相疾有甚于路人,前日之美事,乃甚不美矣。兄弟当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爱,虽异财亦不害为孝义。一有交争,则孝义何在?”清代的李绂比袁采更为激进。他敢于批评主张兄弟义居的宋代大儒朱熹。他在《别籍异财议》中说:对于兄弟“禁其争财可也,禁其分居恐未可也”。他的理由是:(1)“古者未尝禁人分居也”。孟子论王政止称“八口之家”是就小家庭而言的。但同样可以“相友相助相扶持,则分而不分耳”。(2)大家庭的出现是衰世“渐失友助扶持之意”的结果。于是有些人想用累世同居的办法来“助亲睦而激薄俗”。但这不是大多数家庭所能做到的。他还认为,家长年老如过七十便应“传家政,或年虽未衰,别有疾病而不任综理,则子孙析居,亦无不可”。然而,不管是对别籍异财持赞成或否定观点的人,都没有和不敢否定家长制,这正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华法系的重要特点之一。
                          (赵进华整理自张国华先生《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    编辑/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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