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原理》书评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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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的法律知识地图

1752 2010/7/5

                                            沈玮玮

    宫崎市定先生的此篇文章刊载于杨一凡总主编、寺田浩明主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三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成果选译·宋辽西夏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以下标注的页码均出自于该书),该篇文章分为六节,依次为:一、绪论——律典权威的动摇。这一节实际是为后文论述《元典章》做铺垫,但主要的内容是由唐迄元的律典文本变迁。二、宋代的审判机关。三、元代的审判机关。四、宋元的法学、吏学、讼学。这一节考察的是直接掌握法制、实际运作利用法制的阶层,以及他们学习法制的方式,其中就将官员的法律学称为“法学”、胥吏的法律学称为“吏学”、民间的法律学则称为“讼学”。五、《元典章》的性质。六、结束语。这样看来,该文主要的研究进路是知识学考古,企图利用历史文本的分析重建宋元时代的法律知识。这种法律知识的重建在法律文本结构和法律运作机制的技术设计以及法律人的知识背景三大叙述中展开,因此也构成了该文的巨长题目。也正因为此,该文完全可以堪称一本经典法制史著作。但仅从该文题目与内容的关系看来,宫崎先生自拟的题目可能无法作为该文题目,因为主标题和副标题从文章看来是无法加以区分的。倒不如直接命名为“《元典章》的内容与体裁”, 当然也可以命名为“宋元时期的法律知识变迁——以文本、机构、主体为中心”。这需要弄清该文的中心论点之后才能得出。当然,这是我的第一感觉,权当引言。

一、进入文本:论点与论证

    评论的前提是弄清本书的主要论点及分论点,文章使用的理论和材料以及论证思路,之后才有资格作出不至失当评述。这样的前提是读者尽量消化作者的笔墨,而不是一味摘抄或者完全将文章置之身外。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元典章》的性质及在整个律典文本变迁中(尤其是由唐至明时期)的地位。《元典章》并未受到敕令格式分解编撰体例的影响,其作为汇集性法典,按照六部、六房所管业务进行分类。大致可以认为江西福建奉使宣抚为《元典章》的编写提供了主要的材料,其编撰者书肆(也可能是地方官府)并未对原始材料加以修饰,所以保持了原始文书的样式。《元典章》所包含的特殊体例和形式的内容为其自身的普及和对后世的影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围绕该中心,该文从以下几点展开:1.由唐至元的律典文本变迁。自汉代以来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礼律融合,到唐代已达最高境界。但宋时社会巨变,中世立法便与社会不相适应,因此律的权威受到动摇,宋代发展出“以敕破律”。不仅编敕十分发达,断例也疯狂甚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敕所制定的刑罚规定,从根本上动摇了由唐律以来律典所规定刑罚体系。宋代的折杖法和配流刑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律轻而敕重”现象,使得体现儒家礼的精神维护家族制度为根本的律遭致尴尬,而且“敕”这种新刑法的特色还表现在重点对律为曾规定的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规定了刑罚,如对“私盐”犯的惩处。律的复活在金朝得到实现,但金朝也建立了与宋朝折杖法类似的新刑罚体系,因此金朝的《泰和律》并非《唐律》的复活,其在实施过程中做了系统的调整,而对于宋代敕所规定的不能载入律的规定则通过敕条的名义颁布。整个元代,随对《泰和律》做了重大调整,创制了“加徒减杖法”,但新旧刑罚等级相互适用,并未形成一个整齐的刑罚体系,使得要求颁定新律的呼声甚高。《大元通制》内容驳杂,敕令格式和断例混杂也出于此,以至于《元典章》的繁杂也不逊于此。2.宋代案件审判须经过三个彼此独立的预备阶段:巡捕(捕盗)、推鞫(勘鞫)和检断(检法、断刑)。判决先由判官和推官制度判决书文稿,然后由知州写下判语作出裁决,这种判决是连带责任,是元代圆署制的萌芽。死刑案件由州提出奏裁,递转到中央,由大理寺、审刑院和刑部三家衙门,以及宰相府中书进行重新审理,最后决定权在天子。当然宋时的裁判机构也体现一下特点:①颁布仓法(重禄法),规定相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胥吏衙门们发放薪俸。②巡捕与推鞫和检法的分离。各自实现相互独立,是宋代特有的“司法独立”。③翻异和换推(别勘)。翻异时在场官员应共同签名作证,称为“聚录”。④封案与拆案,即延缓执行和撤销案件。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已经存在相当人道的审判机构,并创造了出入意料的发达法制。3.由于胥吏在宋金时期进入政治领域并形成势力,到元代最终开创了儒吏二途。元代地方行政区划分为五个级别,其中路、府、州相当于宋代的州,构造大同小异,地方衙门配置了长官、正官、首领官和吏人四个层次的官吏。由于元代的狱官(司狱)从行政官系统分离出来,形成了与宋代推鞫检法分离设置的相同效果。中央审判结构设置以至元八年(1271年)为界,此前是法司(实际并非大理寺)、刑部和都省(中书或尚书)三个衙门连续审理,此后省略了法司。元代审判制度的特色表现在:第一、官员合议的圆署之制,第二、御史台、廉访司系统构成的监察制。再就是适用于军民官、僧道官等特殊系统官员的约会制度。4.当时的法制阶层大致可分为三类,以官员为代表的“法学”阶层,以胥吏为代表的“吏学”阶层和以民间大众为代表的“讼学”阶层。法学阶层知识的获取和考核自宋代以来颇受重视,试刑法(试法官)是对下级官吏的考核方式,为普通人设置了“新科明法”的科目。律学和太学的并重也为法学阶层法律知识的普及提供了机会,金代儒吏并重的风气也延续到元代,同时元代越发不重视士大夫的经学,科举几乎停滞,士大夫必须重视实际操作,因此,士大夫的法学和胥吏的吏学已无区别。以胥吏为代表的吏学阶层注重实用的断案,不考律义。元代以儒吏并用闻名,官与吏已统一于同一体系,从而导致儒士的胥吏化。虽然官府禁止百姓学习法律,但讼学依然延续到元代,以江西为最。这种禁而不止的现象可能是由于讼学与儒学难以区分,与吏学更难以区分,进而为讼学的传播提供了可靠媒介。元代民间法律知识普及现象说明法律的民间学习热情高涨,这也是《元典章》产生的社会背景。

    以上四点分别叙述了宋元时期的刑罚和审判机构以及法律知识阶层的法律知识体系。正如作者所言:法制不是单纯的理念,它通过现实机构与现实的社会相联系。弄清楚了这个机构以及运作这个机构的阶层,也就能搞清法制的特征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P28)。最后宫崎先生认为《元典章》不论是官颁还是私撰,但几乎原样将官府原始文书编撰引述,使得与众不同,更具有实际价值,采取的与唐宋不同的六部分篇体例对官府和民众更加实用。《元典章》的普遍采用,为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例,从而使得其完整流传至今,对《明律》影响甚大,宫崎先生认为以其将《明律》称为“律”,不如称其为《明典章》更合适,进而打破了传统认为《唐律》对后世律典影响巨大的观念。

二、有益的启示:元代与中国法制史研究

    宫崎先生的《元典章》研究可谓令人耳目一新,在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元代法制不太热衷的情境下无疑给予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该文重点虽在探讨《元典章》的内容和体裁以及影响,但宫崎先生试图在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寻求更为有力的理由支持。这与日本中国法律史学界研究擅长考证的传统看似有点相悖,但在该文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作者十分细致入微的考证功夫,这对当前法律史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作用。宫崎先生在该文中的一系列结论大部分从文本中获取,虽然对于动态的法制运作注意不够,但通过文本的细致爬梳所得出的一目了然的结论仍然冲击了我们的视野。对以往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传统观念起了颠覆性作用,这个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宫崎先生通过考证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在我看来需要给予关注的大致包含以下十个方面:1.宋代的“敕”对律未曾规定的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规定了刑罚(P13)。宫崎先生重点分析了私盐犯、专卖法等。这种通过敕体现新刑法角色的权宜办法在后来影响甚大,尤其是《元典章》采取杂糅的形式,《明律》也加以继承,主要原因在于《唐律》的原有体例并不能体现新刑法的要求。这也是宋代敕令格式形成的原因之一。2.以往对宋代审判制度的研究中关于鞫谳分司很注重,但对巡捕和推鞫分离并未提及(P29),这是宫崎先生的贡献。同时,作者考证了狱(州的狱)和狱官,指出在没有狱的地方便不能进行事实调查,这对我们了解宋代司法中的侦查阶段实际运作提供了帮助(P30—34)。3.宫崎先生认为作为司法官的知州,是直属于天子的,并不是中央司法官大理寺、审刑院和刑部的下属,后世天子独裁制下的司法独立都是要在此前提下考虑的(P40)。这也是皇帝制度作为一个机构而非个人的原因所致。4.宋代的仓法(重禄法)(P40)以及后世兴起的儒吏一体化(P50—53,P73—82),都是对我们传统观点的驳斥。胥吏不领薪,不能入士为官,与官为两个等级的观念需要纠正了。5.对于宋代路的提点刑狱司(P46),作者认为其只能是监督州的,因为不从事推鞫,所以没有狱,但要对案件进行覆核,因此也配备了检法官。考察宋代司法中的“封案”和“拆案”在当时的学界应该也是有影响的。6.对元代司法的介绍最精彩的应当是对元代狱官(司狱)的介绍。作者认为,元代虽然没有宋代推鞫和检法的分离制度,但发展出了狱官与行政官系统分离的制度,这两种措施具有相同的效果,狱官的作用不仅仅是看守和保护嫌疑人的安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听取犯人言谈,从而发现冤情,甚至重大的案情。狱官独立于路府州官之外而只属于廉访司,可见廉访司及其后的御史台作用甚大,这也是元代监察制度的特色(P60—62)。7.宫崎先生对元代中央审判机构的考证得出法司究竟是怎样的结构相当不明,并无大理寺的称谓(P63),这也是对以往法制史学界观点的更正。8.对讼学之所以在江西兴起的原因,作者也给予了简单的说明,如江西社会更为安定,所以和平总会使人民权利得到伸张,同时讼学可能以和儒学结合的形式在一般乡塾中传播(P86—87),从而也使得官方的禁令形同虚设。9.当然最为精彩的也是该文最为核心的部分属于对《元典章》内容和体裁的考证。宫崎先生考证了《元典章》的内容,以及六分法形式的意义,《元典章》的编撰和刊印等等。作者对令和格(P90—92)所做的分析也十分新颖。对《元典章》内容的来源和颁行机构都做了比较细致的说明(P107—114),这均是值得我们学习的。10.最后作者考察了《元典章》与《明律》的关系,着重强调了《元典章》的影响(P118—119),这对于我们之前忽视元代法律的作用给予了较有说服力的说明。

    当然以上几点只是十分粗略说明。我们据此顺着宫崎先生的引导,依然可以从中发掘出更为深刻的理论课题。因此,宫崎先生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中国法制史中对元代法制研究的某种空白,也激发了后学进一步研究的热情。国内现在研究元代法制史的学者依然很少,虽然有成果涌现,但精细的考证,总体的视角依然匮缺。我们重读宫崎先生的大作,依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即是明证。

三、误读与反思:学术方向

    虽然宫崎先生此篇文章的价值不言而喻,但是毕竟属于早年成果,随着学界的研究日益丰富,成果日益增多,此篇文章所暴露出的弱点也日益明显。可能由于篇幅所限,宫崎先生对有些观点未作过多的阐述,引起误读在所难免,但仅就目前争论依旧的一些问题,我认为以下几点也需要反思。

    其一,宫崎先生认为进入宋代以后,近世性质的个人本位主义大大地兴盛起来,这可能由于家族发生分裂的倾向(P3)。由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利轻义”的思想充斥整个社会,宋代民事法制的发展即是明证。由于宋代理学心学思潮的兴起,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势在必然。虽言改造,但依然实在居于孔孟之道的精髓之下,我认为个人本位在多大程度上兴盛值得考虑,同时这种兴盛多大程度上由于大家族的分裂所致值得细究。传统的力量仍然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后世商品经济发展的萎缩,以至于宋代发展出的诸多有益的民事法律实践并未在后世得到进一步法制化甚至被弃之不用即是证据。这种畸形的发展引起来统治者的忧虑,回到传统的义利观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这样即使宋代个人主义十分发达,元明时期是否亦是如此需要详细说明。若是如宫崎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个人主义兴盛,元明清时期为何没有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大争议问题便更加难以解释了。同时宫崎先生认为宋时(尤其是在神宗)官僚尊重人命、重视刑法的事实,可以认为是尊重个人尊严的一种新理念的高涨。(P40)这与他认为个人主义的兴起也有很大的关系。

    再则,学界对于宋代出现的“以敕破律”(P6)的现象仍然争议重大,宫崎先生在该文中立论的基础便是敕对律地位的挑战。需要我们考虑的仍然是:以敕破律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以及这种现象十分足以使得律被完全废弃,形同摆设?用“谨守祖宗成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律既然已被架空还依然成为摆设。国内学界依然认为宋代“以敕破律”并不是关键,“以例代律”才是关键,而敕律在当时是并行的。这种声音需要我们给予重视。若是“以敕破律”被推翻,宫崎先生的立论前提便不存在,整个对“敕”在刑罚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贡献便没有了论据。这也是需要反思的。此其二。

    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世事变幻莫测,对于经济犯的刑事法规最不易稳定,自唐代以后,对此问题的解决变成了决定律典的结构的主要影响要素。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元典章》及《明律》的编撰体例和内容安排。这涉及到法律的稳定性和变动性问题,处理此问题的方法有很多。清代不断修订例即是为了针对世事变迁所引起的法律不适应的问题。但我们反观宫崎先生此书,《元典章》和《明律》对此问题的处理并不能充分说明《元典章》和《明律》之所以形成如此的体例和内容安排。也即,虽然宫崎先生认为对变化情势的应变能力是律典应具备的能力,但并未说明,当时采用《元典章》或者《明律》的编撰体例便是解决此问题最适当的形式。采用宋代的敕令格式和断例的形式依然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宫崎先生的说明并不能让人信服,这也促使我们可以思考其他的因素。此其三。

    当然,值得深思的问题依然很多。上面我已说明,宫崎先生主要采取的是文本型的考证方法,并未深入到法律的具体实际运作过程中去,比如《元典章》的具体适用过程等,当然这可能受到材料所限,但我们必须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来考察法律才能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这应当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编辑/王祎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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