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原理》书评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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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之际的女性与法律——《公主之死》读后

2114 2010/7/19

                                            张玲玉

    一千五百年前一位公主在身心重创后凄凉死去。她的死引发了一场皇室与汉族官僚之间的纷争,导致了一个世代公卿之家的土崩瓦解,同样引来了后人无数的唏嘘感叹。

    台湾学者李贞德的《公主之死》是一本关于妒妇的书,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男人可以纳妾,而女人只有以妒防奸,才能抓住男人的心。在妒风炽盛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妒妇常常做出很多骇人听闻的事。《公主之死》一书中描写的主角北魏孝文帝之女兰陵公主可谓妒妇中的典型代表。驸马刘辉是北逃的南朝刘宋皇室成员刘昶之子,与公主结为秦晋之好后,私幸公主身边的奴婢并令其有孕,公主得知此事后竟笞杀奴婢,并命人“剖其孕子”,肢解后,再用草装满奴婢的腹部,给刘辉看。刘辉震惊之余,对公主日渐疏离。事情闹到当时掌权的灵太后那里,太后下旨令二人离婚。然而一年后,公主寂寞难耐,太后也禁不住朝臣的反复请求,下令二人复婚。公主回到刘辉身边后有了身孕,然而刘辉故态萌发,又与张容妃、陈慧猛二女有染,公主气愤之下,又与刘辉发生争吵。忿怒之中刘辉将怀有身孕的公主推到床下,致使公主流产,并因伤去世。

    公主的嫉妒引发了自身的悲剧,也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纷争。驸马刘辉本是前朝旧臣之子,仰仗对新朝的依附才得以继续显贵,公主死后刘辉畏罪潜逃,刘氏家族亦一蹶不振。更富戏剧性的是,在对刘辉及张、陈兄妹四人的定罪量刑上,北魏皇室与汉族官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殴伤皇室人员属谋反大逆,对刘辉及张、陈二女应处以死刑;张、陈二女之兄知情不阻止,应判处流刑;而后者认为刘辉犯的罪其实是杀了自己未出生的儿女,按照《北魏律·斗律》的规定:“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无论如何,刘辉也只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不过判四五年的徒刑,罪不至死。公主虽然身份尊贵,但既然下嫁刘辉,就属于刘家的人了,那么她怀的孩子就是刘辉的骨肉。依照北魏当时儒家化的法律,尊长犯卑幼较之卑幼犯尊长处刑要轻得多。

    一滴水可以看见整个海洋,一件事可以窥见一个时代,一则案例亦足以反映一个社会的法律。作者李贞德选取的这一案例无疑是成功的,案件发生的北魏时代介于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与定型之间。汉代董仲舒引经决狱,开启法律儒家化之端,到《唐律疏仪》集礼、法于一体,法律儒家化终于完成。北魏入住中原,为向世人宣示其正统地位,遂主动继受汉廷法律。此外,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追溯了唐律在汉魏晋南北朝的渊源,认为“元魏之律汇集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对于隋唐律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由此可见此一案例对于观察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具有绝佳的学术史意义。围绕着对刘辉处以何种刑罚这一焦点可以发现法律背后浓厚的父系家族伦理。夫为妻纲,即使是公主,只要嫁人就要跟随夫家,其身份更多的是刘辉之妻,而不是皇室公主。那么刘辉殴伤胎儿,就不能被当做谋反大逆,而是父母杀子女之罪,崔纂的抗争实际上是要求朝廷遵守古代礼经所规范的父系家族伦理,无奈皇权在上,法律也不能奈何。这里又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皇权至上的特点。

    此外,在对张、陈二女之兄长的处罚上,崔纂引用亲亲相隐的先例与主张严惩二人的朝廷对抗。容隐制度自汉朝就已确立,基于亲情难舍的事实,一个人如果包庇犯了罪的期亲,法律并不会惩罚他。从五服图可以看出,兄弟正是期亲,知情不报,当然可以谅解。

    皇权与父权、容隐、连坐等等,这些传统法律的核心命题在兰陵公主一案中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除此之外,案件的发生牵涉了皇室成员与平民百姓,案情的审判也引起了北魏皇族与汉族儒生之间的争论,从而使得案件具有多角度解读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法律儒家化的古代男权社会,“夫尊妻卑”原则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对儒家伦理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差异,其间不乏诸多歧异反复的情形。关于女性的夫家认同,作者通过“容隐”、“族刑”、“连坐”等制度的例证,描述了魏晋南北朝的法律朝着儒家化方向的迈进。

    不像通常阐述法律儒家化的学术著作,《公主之死》通过一则小小的案例引出中国古代妇女的法律地位,由此可以发现女性的法律地位也可以作为法律儒家化的表征。作者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解读了传统法律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历史,揭露了古代法律是“他”的法律,而非“她”的法律。这样崭新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不过,也许作者这样的关怀出于对现实的关照——台湾《民法·亲属编》1985年修正案在自由权及财产权方面无法给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权利。那么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关照中,公主之死别具意味。

    如果说兰陵公主的悲剧是古代法律男权主义的一枚苦果,那么灵太后的强劲手腕则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权主义的一朵奇葩。胡氏自孝明帝年幼即位,便以太后之名临朝称制,十多年间,皆主掌大权,政由己出。灵太后在制度上的作为虽然没有很深的影响,但为女性出头的意志却相当明显。她曾下令亲王诸侯的王妃,只要患病一百天以上,就要上报朝廷,好让朝廷为这些可能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出头。同样,在兰陵公主一案中,如果没有灵太后的强硬态度,刘辉也不会被判处死刑。作者在书中将灵太后的女主政治归于鲜卑“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的遗风,进而阐述了武则天主政时做出了一些具有性别意义的改革,旁征博引中汉唐之际女性的法律地位变化逐渐得以展现。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还在于运用了许多丰富有趣的插图,形象地表达了汉唐之际礼法纠缠中的女性法律地位这一主题,为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法律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再加上作者轻松、活泼的笔调,令读者越发觉得生动有趣,读来清新不倦。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深刻主题也得以阐述。

    在学术作品层出不穷的今天,在学术含量需要通过“累积如山”的注释表现的时代,能够用轻松明快的语言阐述深刻的主题,既表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也扩大了学术作品的普及率。《公主之死》恰是这一成功的例证。

                                                                     (编辑/王祎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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